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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盉与克罍
太保鼎 秋日的北京琉璃河，燕都博物馆，一名中年男子，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，在冷清的展厅内参观。追随着这对父子的身影，将目光投向三千年前另一对父子的身上，看看他们如何“鼎天鬲地，受命北疆”，“北漂”出一个“传奇”。 “鼎天鬲地，受命北疆” 公元前1045年，偏居西土周原的陕西人周武王姬发发动牧野之战，率领大军攻入河南安阳，一举推翻了殷商王朝，建立了周王朝。新的政权建立后，为镇抚北方诸戎和殷商残余势力，周武王封召公姬奭于燕。这件事，太史公司马迁的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有记：“召公奭与周同姓，姓姬氏。周武王之灭纣，封召公于北燕。” 然而，由于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，太史公的说法不断受到质疑。不仅召公封燕这件事得不到确认，而且连“燕”在何处也莫衷一是。直到1964年在北京琉璃河意外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后，“燕”的神秘面纱才被逐渐揭开。经考古印证，琉璃河遗址为西周初年燕国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，是周王朝初定天下时，中央政权分封在王国北疆唯一的姬姓诸侯国，是周王朝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与周王室的亲密度，使燕国成为稳定北部边疆、融合多元文化的重要力量。 与此同时，司马迁所说的“封召公于北燕”的说法得到证实，召公家族及在燕国的贡献也渐次浮出水面。据专家考证，召公封燕后，并没在燕国长期停留，而是在接管燕国政权，镇抚北方诸戎后就返回了宗周，继续辅佐周王。但他对燕国的影响却是重要而深远的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最后总结道：“召公奭可谓仁矣……燕迫蛮貉，内措齐、晋，崎岖强国之间，最为弱小，几灭者数矣。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，于姬姓独后亡，岂非召公之烈邪。” 当然，在燕国开创奠基时期，召公长子姬克的作为不可或缺。作为姬周王朝的“红二代”，姬克代父就封，是实质上的燕侯。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重托，励精图治，奋发图强。修建坚固的城池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开辟连接中原、通往东北和蒙古草原的主干大道，使燕国从弱到强，迅速崛起，成为雄踞北方的大国。但它强而不霸，睦邻友邦，不仅发挥了“以藩屏周”的作用，更与其南方的齐、鲁、吴等国，拉起了防御东夷入侵的防线，为统一我国北方、发展北方的经济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燕国早期开辟的这条主干大道沿太行山东麓自南向北延伸，是一条南北向的大动脉。它的走向基本是今天北京至郑州的铁路走向。这条干道的北端在今北京城分为两支，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五陵地带通往松辽平原，西北方向出南口直入蒙古草原。还有一条往东的沿燕山南麓通往海滨的通道。 太保鼎竟是温食器 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墓地的两件青铜器：克盉（音hé）、克罍（音léi）。上有铭文“王曰太保”等43字，大意是讲，周王褒奖太保，并册命燕侯，授民授士之事。铭文中所说的太保即第一代燕侯召公姬奭。 太保监护与辅弼国君，与太师、太傅同为“三公”。 周朝任太保之职的惟召公一人。他一生历文、武、成、康四代周王，不仅是燕国的开拓者、奠基者，更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和外交家。 周康王二十四年，召公逝世，谥号“召康公”。因功勋卓著，地位尊崇，被尊称为“皇天尹太保”。 商、周时期，人们有铸铜器作为祭器、礼器、食器的习惯。王公贵族所铸器皿绝大多数形体庞大，分量十足，纹饰华美。按理说召公也应该为自己铸造大而华美的青铜器。然而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太保鼎却诉说了其主人的俭朴勤勉。该鼎通高仅50.7厘米，口径仅23×36厘米。 “该鼎另一特色是，四柱足与鼎身不成比例，且长短不一。中部各有一个圆环，构造近同于罍形温食器。”燕都博物馆馆长关战修告诉笔者，有关专家推测，此器小而便携，实用性极强，其独特造型应与召公生活习惯有关。史传召公勤政清廉，经常轻车简从巡行听政于民间，倾听百姓呼声，为群众排忧解难。为了“不劳百姓”，召公“宁劳一身”，不仅因陋就简地在甘棠树下决狱断讼，还随身携带温食器，自给自食，克己奉公。 孔子的内心选择 孔子推崇周公是众所周知的，但召公在孔子心中也有重要地位。 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记载，召公在燕巡行的时候，曾在棠树下“决狱政事”，从贵族到百姓都能“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”。召公去世后，当地人为表怀念，没有砍伐这棵树，并作了一首叫《甘棠》的诗。此诗后被收入《诗经·召南》，诗曰： 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 蔽芾甘棠，勿剪勿败，召伯所憩。 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拜，召伯所说。 对于这首唱树思人的《甘棠》诗，孔子情有独钟，尤为重视，在其大半生的诗教生涯中，他评点最多的诗就是这首《甘棠》。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中，《孔子诗论》的20支竹简中有5支是关于《甘棠》一诗的。 孔子用如此多的笔墨，讲述这首诗，足见这个人在他心目中的分量。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：“吾于《甘棠》，宗庙之敬甚矣，思其人必爱其树，尊其人必敬其位，道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），把召公视为有德之人，敬树如敬人，爱人如爱德。思人爱树，尊人敬位。 笔者在北京孔庙曾见到一棵古老的甘棠树，想必不是偶然，应是历史传统的选择。 《尚书·周书》有多篇与召公有关。其中《召诰》集中体现了召公的执政思想。王国维考察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，认为“《尚书》论治，惟言庶民”。 召公所谓的“德”不仅仅是对百姓行仁政，更是在上位者的道德修养。《旅獒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周武王灭掉殷商之后，很多蛮夷之国都以“进贡”的方式送来了当地的“土特产”。其中，西方一个名叫“旅”的偏远之国，送给周武王一只大犬。武王欣然接受，召公写下这篇《旅獒》，以之对武王进行政治劝谏，指出“明王慎德，西夷咸宾”，提出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”等以德服天下的思想观点。 在多次反复强调统治者“不可不敬德”的同时，召公还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、殷两朝治国的得失成败，提出了“我不可不鉴于有夏，亦不可不鉴于有殷”的著名观点。告诫周天子，殷商之所以由盛而衰，走向灭亡，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日益腐败和脱离群众。要巩固建设新生的政权，应当“时我”“惟人”，依靠自己，因为“天命靡常”，“天不可信”。 此外，召公尤其强调王及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作用，他认为只有王及各级官吏清廉勤政，“上下勤恤”，给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，才能达到“祈天永命”的目的。 春风处处有甘棠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：春风处处有甘棠。几千年来，“甘棠”成为循吏美政的符号，“甘棠遗爱”演化为执政者向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崇高理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历代赞颂召公、甘棠的诗作多达3000余首，作者不乏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范仲淹、苏东坡等大家。他们在诗中借甘棠咏召公，希望像召公那样，尽施所能，为自己治下的百姓带来幸福安康的生活。诗歌之外，现实之上，与甘棠召公有关的地方不一而足。至今，全国各地与召伯、召公、甘棠相关的地名、村名、水名、湖名有130多个，可谓“天下”处处有甘棠。 “这些诗作我都要搜集整理出来，这些地方我都要一一走过。”召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启民说。17年来，他放下家业，全身心投入召公文化的挖掘与研究。不仅捐资亿元，在河南三门峡原召公祠遗址上重建了一座占地1.3平方米，以召公甘棠为主题的甘棠苑，还广搜文献资料，遍访专家学者，资助学者开展召公研究，引起了国内外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支持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甘棠苑成立了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中心，建成了河南省和三门峡市两级纪委挂牌的廉政教育基地。 三门峡唐时为陕州。史载，召公与周公“分陕而治”之“陕”指的就是这里。陕以西召公主之，今陕西之名即源于此。正是因为这个渊源，至少从周代起，三门峡地区就有崇祠召公的风尚。经汉至唐，达到鼎盛。《全唐文》卷收录有唐人崔教所撰的《邵伯祠碑记》一文，记载唐德宗贞元九年（793年），姚南仲充任陕虢观察使，纪念并效法西周先贤召公奭治理陕以西的业绩。重修召公祠，栽种甘棠树，告诫地方官员以召公为楷模，勤政爱民，秉公执法，维护公平正义。其时，“鬼才”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为陕县令，他“虔奉新政，恭惟昔贤”，请崔教将此事记录下来，并刻石立在召公祠里。如今，1200多年过去，召公祠碑早已荡然无存。吴启民“请刻石书”，重新做了一通，树在甘棠苑内，“以慰馀俗”。 甘棠苑东百公里处有个甘棠村，隶属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。该村有“召伯听政处”碑一通，为清雍正年间河南府尹张汉题写，时任宜阳知县郭鼎所立。20年来，甘棠村村民张长升等，自发义务护碑，挖掘整理资料，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，使“召伯听政处”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景观。此外，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刘家塬村，有一棵数百年的甘棠树，相传为纪念召公在甘棠树下决狱治事栽植。树旁立三通石碑，分别为“召伯甘棠图”题记和“重刻召伯甘棠图碑记”。近年，刘家塬村村民集资6万元在村口建起了一座高约5米的照壁，上面雕有甘棠树图案及文学著作中描述甘棠和召公的诗句。 “召伯甘棠”的故事同样在江南地区流传。永州上甘棠村是湖南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村落，该村保存的明代所修《永明周氏族谱》中有“吾甘棠，召公驻节过化之乡”的记载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有邵伯镇，别称“甘棠”或“邵伯埭”，因东晋政治家、军事家谢安在此筑埭造福于民而得名。镇北有座建于明洪武三年的甘棠庙，又称邵伯庙。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，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入明，把访问经历写成诗文集。在其《初渡集》中，他不仅详细描述了邵伯庙景象，还作《邵伯庙》诗一首：“邵公所甜有祖堂，古往今来慕德香。意足不求遗像肖，居民千载拜甘棠。” 召公风骨，千古流芳。 |
